辽金时期，渤海与汉人世家大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和文化差异的影响。两者的形成背后，不仅有各自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还有统治者在不同历史阶段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以下将对渤海与汉人世家大族的形成因素进行深入对比，分析两者家族形成的差异性。
《契丹国志》曾记载：“时东北诸夷皆服属，惟渤海未服。太祖谋南征，恐渤海掠其后，乃先举兵击渤海之辽东。”可以看出，阿保机早已有了统一中原、强大辽朝的雄心。渤海国在当时被誉为“海东盛国”，其与唐朝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个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的藩国。特别是在辽朝建立初期，辽统治者特意任用了一些渤海旧臣，显示出辽朝对于渤海遗民的重视。渤海人由于其深厚的汉文化底蕴，成为了辽朝政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展开剩余80%渤海的大氏家族是渤海国的王族之一，家族成员长期参与政务，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史料中提到，渤海大氏家族成员“同姓之彦，列居冲要”，家族内的成员往往能担任要职，举足轻重。辽朝灭掉渤海后，辽太祖依然保留了渤海大氏家族的社会地位，甚至以“存其族帐，亚于遥辇”的方式将其视为一种名誉和尊崇。辽朝的统治者显然有意通过联姻和任命官员等手段与渤海遗民建立合作关系，通过这种方式既稳固了政权，也安抚了渤海人。
渤海的旧臣，尽管在东丹国的实际政治权力不大，但他们依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从而缓解了契丹与渤海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渤海国时期，许多大姓如高、张、杨等，早已是当地的高门大族，世代为官，经济基础雄厚。在辽朝统治下，渤海世家大族的成员被任用为官，进一步巩固了其家族的地位，且能借助辽朝统治者的支持来削弱其族人中的反抗情绪。
与渤海世家大族不同，汉人世家大族的根基则深深植根于燕云地区（今北京、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当燕云十六州划归契丹统治后，许多汉人世家大族的先祖便成为了被俘或归降的对象。汉族世家大族的成员往往源自较高的官宦阶层，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积淀。辽太祖特别青睐这些归顺的汉人，很多汉人世家如刘氏、韩氏等家族因此获得了重要职务。例如，刘守敬作为刘氏家族的成员，在辽朝中担任了南京副留守一职，并将家族引入辽朝政治体系。刘氏家族在辽朝一直身居高位，家族成员往往担任重要的文官职务，尤以刘景为例，因其忠诚与才干，最终晋升为尚书、宣政殿学士。
此外，韩氏家族的韩知古原是辽太祖的家奴，因其子韩匡嗣的贡献，韩知古被提拔为高官，担任过总知汉儿司事，负责管理辽朝汉人的事务。韩知古以其政治谋略和智识，帮助辽朝制定了诸多礼仪法典，促进了统治秩序的稳定。像刘氏、韩氏这样的汉人世家大族，不仅在文化上受到了儒家文化的熏陶，还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辽朝建立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辽金易代之际，女真族提出了“女直、渤海本同一家”的口号，拉近了与渤海人的关系。随着女真族的崛起和不断攻占辽朝疆域，渤海世家大族看到了希望，并纷纷站队支持女真。正如李秀莲所指出的那样，“阿骨打起兵反辽，不仅是女真族群各部落的愿望，也代表了被契丹亡国的渤海遗民的愿望。”此时，渤海人的身份和地位早已受到契丹统治者的压制，许多人选择投降于金朝，而金朝统治者则积极吸纳渤海世家大族，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和地位。
汉人世家大族则在辽金交替之际迎来了更多的机会。金朝初期，金统治者对那些归顺的汉人给予了重用，许多汉人世家如刘彦宗、韩昉等人凭借其军功和文化背景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金朝逐渐开始对这些汉人世家产生怀疑，因为许多汉人逐渐淡化了忠诚与“忠义”的意识，转而看重个人的利益和生存。因此，金朝虽然在初期对这些汉人世家采取宽松的政策，但逐渐减轻了对他们的依赖。
渤海世家大族与汉人世家大族的形成原因并不完全相同，尽管两者都依赖个人的功绩和忠诚，但渤海世家大族在辽朝建立初期便通过军功和文化积淀迅速跻身为世家大族，而汉人世家则通过与金朝的合作逐渐扩展势力。渤海世家大族虽有其文化和历史背景，但始终难以像汉人世家大族那样形成稳固的家族联合体。
总的来说，渤海和汉人世家大族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有政治因素的推动，还有各自族群历史、文化和军事成就的加持。两者在辽金时期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有所不同，但都为当时的政权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并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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